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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勇

祖籍河北，(1956—)，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教授，四川大学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涉藏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民族学项目评审专家。主要从事西藏社会经济，边疆理论研究。代表作有《国家战略下的大边疆战略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中国共产党的西藏政策(1989-2005)》(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年)等。

孙昭亮

女，北京市人，(1985—)，法学硕士，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学术刊物编辑，研究方向边疆法制与法治、西藏法制史。为本文通讯作者。

摘要：学术共同体是近代由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个概念，旨在探讨科学研究者们为何成为学术群体，以及如何建构出跨学院的学术群体，最终推动某学科的建设。知识成体系地产生的实践证明，这既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也是一个由主观愿望形成学科构建的缘由。中国在百年来的三次边疆研究高潮之中，都出现了学术研究群体的现象，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学界在边疆研究之中逐渐产生了若干学术共同体。从其学术成果和所倡导的学科依托上可以看出，各个学术共同体具有其内部相同或相近的学术视角与研究方法。重视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对于边疆研究乃至边疆学的建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边疆研究 学术共同体 学术传承 研究范式

当西方国家科学研究进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科学哲学家们对现代世界知识体系的形成，做了元科学理论发生过程的探究，指出了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的作用。有学者特地指出：“无形学院在科学文献中有它的对应物，这就是科学论文作者互相引证网络中有紧密联系的结节的集簇。虽然这些集簇很少有明显的区分并且常常以复杂的方式交叠，然而它们是非常真实的集合，这些集合关系通常反映着他们的成员之间的社会互动。”由此引申的学术共同体(academic community)也符合这种镜像似的学术描述形态，亦即阐明学术的行动可以通过某个共同体放大到社会领域并成为公共知识；其中，借助于研究者们的“社会互动”而形成学派(门派)是理所当然的。而更进一步的研究者认为，这些学术研究的共同体无论由什么原因产生，都在研究科学的发展模式上成为了一门学科的逻辑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一种研究范式与这个学术共同体的出现有着逻辑上的等价关系，也由此出现传承关系。换言之，正因为学术共同体的产生，导致了某个学科研究通过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使其产生范式且逐渐成型，并产生了对学科建构的影响力以及代际的学术思想传递。

其实，科学共同体或学术共同体现象，在中国也是存在的。林坚教授曾经对此发表过意见，并对“学术共同体”的内涵和形态进行了探究。仅就中国边疆研究而言，百十来年所出现的三次研究高潮，都有“学术共同体”在其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中国边疆现象研究和边疆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笔者不揣谫陋，对中国三次边疆研究高潮中所出现的学术共同体现象做一巡检。限于眼界及篇幅，挂一漏万的述略难以展说周全，不妥之处望方家指正。

近代中国边疆研究出现的学术共同体雏形

近代中国丧权辱国的历史大逆转，是中国边疆问题研究的起点，中国边疆问题研究在边疆的诸多问题的实际演变中展开。鸦片战争前后，一批爱国学者和官员致力于边疆史地研究，形成中国近代第一次研究边疆问题的高潮。清代官学都有地理研究的偏好，早在康熙年间，陈元龙奉敕编纂《历代赋汇》专辟“地理类”，收录了自汉迄明的“地理”赋369篇。延自晚清，地理研究者不少人加入到边疆研究之中，可粗分为世界(中国)史地和中国西北边疆史地两派，其代表人物是近代最初关注和研究海疆陆疆问题的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他们的边疆研究在当时眼界开阔，宏论通达于国内外。此三人可视为这个方面研究的核心人物。林则徐的代表作有《四洲志》、《华事夷言》、《滑达尔各国律例》等，林则徐根据他对西方国家的了解和中国状况，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民族工商业，整备军事以抵御外侵。林则徐向国内介绍西方国家的情况，包括地理、历史和政治(含国际法)状况；龚自珍有《上国史馆总裁提调总纂书》、《西域置行省议》等书刊出，透露了其经学中的边疆结构与边疆战略的视野，在“万马齐喑”的年代，提出了西北边疆与东南海疆在国家空间中的互动观点，不啻为19世纪上半叶至中叶中国地缘政治最为深刻的洞见者。龚自珍的“中国边疆观中的西北包括北塞和西塞，即东三省、蒙古地区、新疆和西藏，东南则为沿海疆域，深知西北边疆与东南海疆的互动结构。”因而龚自珍对边疆的研究，被有的学者认为是“天地东南西北”舆地学。这个影响悠远，直至今天。魏源的代表作为《圣武记》《海国图志》等，其中《海国图志》50卷，后经修订、增补，到1852年(咸丰二年)成为百卷本，囊括了世界地理、历史、政制、经济、宗教、历法、文化、物产等，对强国御侮、匡正时弊，振兴国脉之路进行积极的探索，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

与魏源《海国图志》一同为中国较早介绍世界地理情况的还有《瀛寰志略》，此书是在19世纪中叶由徐继畲所编纂。同期前后还有萧令裕的《记英吉利》、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记略》、梁廷楠的《海国四说》及张穆所著《蒙古游牧记》《俄罗斯补辑》《魏延昌地形志》等书。何秋涛著《北徼汇编》6卷，后复详订图说，汇集蒙古、新疆、东北及早期中俄关系史料，记述自汉、晋至道光时期的史况，增为80卷，清咸丰帝阅后赐名《朔方备乘》，学术价值很高。当时的曹廷杰、邹代钧等人也以研究边疆地理见长。曹廷杰著有《东北边防辑要》《西伯利亚东偏纪要》《东三省舆地图说》， 为中国东北史地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邹代钧被称为中国清末地图学家，中国近代地图学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他为国家处理边疆问题设谋，后人多有称道。晚清时期，仅在舆地学(新地学)方面，就集结了知名学者近80人，另外见诸文字记录的外国传教士也有23人。有的官员与文人介入相关研究很深很广，例如黄遵宪身为外交官员搜集200多种资料，耗时多年撰写了《日本国志》。详论该国变革经过及其得失，借以提出作者的主张，是为政界人士做研究的事例。黄韬游历东西洋，在国家现代性与文化传播上颇有见地，也密切关注中外关系与边疆问题，政议中屡见边疆评论。

严复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与学术史上划时代的人物，大量的译作对国人的思想启蒙影响巨大，也是较早接触与传播马汉海权论者，并形成自己的海权思想供最高决策者参考。另一个著名思想家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认识到了海军的重要性，提出了一系列海防建设的措施。梁启超同康有为等人力主维新变法，梁启超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当时受其影响的人遍及全国，学界附和者甚多，乃至孙中山等政要也从其主张中择善而用之。梁启超首提“中华民族”概念，在边疆研究中把边疆、民族与近代国家的构建联系在一起研究。其在近代国家建构思维下研究中国的边疆问题，清楚地认识到不能使少数民族地区自外于中国。梁启超依据地理科学知识，洞察东南诸省与西北腹地的国家疆域空间结构，提出挽救中国危亡的民族国家建国方略，梁启超学说对边疆研究的高度在那个时代就达于国家建构的理论之中，这是中国学界很多从事边疆以及民族研究的学者一直达不到的境界，或者说梁启超提出了国内很多研究者和决策者一直未能思考到位的重要命题，对今人在这方面的深度研究也有着很大的启迪。

由上以观，在近代中国边疆研究之中，确实产生或出现过“学术共同体”现象，如林则徐、魏源、龚自珍、曹廷杰、邹代钧等，也包括梁启超、康有为、严复、黄遵宪、黄韬，他们以不同于那个时代庸碌学者的治学范式，而将眼光置于国家命运的视域，全然不同于当时那些官宦利益共同体和学腐命运共同体的短视。当时的边疆学术研究把不同职业的研究者联系在一起，突显了这些研究者所具有的共同信念、共同价值，乃至于遵守共同的学术规范，明显地区别于那个时代的一般社会学术群体。清末民初中国的边疆问题，由沿海影响到内陆，又由内陆影响到陆地边疆，整个国家陷于巨大危机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仁人志士或者说清醒的官员及文人都认识到这是国家衰败落后所致，由此从改变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入手，以拯救整个民族。但可惜的是囿于自身被困而不能从实质上改变国家的命运，边疆问题也无法得以完全解决，而且危机越来越深重。本文所述略的那个时代各个阶段有识之士拯救国家的主张，应属于广义的边疆研究。前些年有学者用统计方法选其交集，遴选出影响较大的清代著名地理学家12人，即：顾炎武、顾祖禹、图理琛、齐召南、戴震、李兆洛、徐松、魏源、何秋涛、杨守敬、曹廷杰、邹代钧。即使是在今天，有12名学者的群体与著述，也足以支撑起一个主流学派的学术大厦。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近代第一次边疆研究高潮中所产生的“学术共同体”还是初级状态的，在共同性和学术范式的交集上不太紧密，也缺乏专门的刊物登载同类文章，有“君子同而不党”之风，可谓之学术共同体雏形。但这些人的学术观点很快成为公共知识，影响到了本国的各个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进而也影响到邻国的学界、军界、政界，例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对日本产生影响。对这些人的学说影响作进一步考察，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思想的代际传递现象，即至20世纪到21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者都受其影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今天的边疆研究之源皆可溯于他们的著述，沿用史地、舆地考证以及追踪外国成果等方式的后续研究者，至今遍布于中国学界。

在救亡图存背景下的中国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边疆危机达到了空前严峻的程度。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学界再次兴起了边疆问题研究热潮，在民国年间，出现了许多面向全国的边疆机构和刊物。据研究者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全国涉及边疆研究的刊物多达几十种，从事边疆研究的人员多不胜数，产生的学者如满天星斗。期间，中国各大党派成员介入到边疆研究之中的也不在少数。可见，时局巨变的因素和国家兴衰的命题，是当时中国学界、政界乃至军界进行边疆研究的动力。

民国时期，学界对“边疆”的涵义加深了领会和理解。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出现的边疆研究热，受“西学”的影响很大。20世纪20年代以后，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地理学、植物学、地质学、气象学等“西学”在中国发展起来，为现代意义的边疆研究提供了学理和方法层面的支撑。受“西学”影响，学界重视运用新知识研究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自然、文化、民族、宗教以及社会结构等。同时，学界接受了西方“民族国家”的理论，主张构建多民族的统一的“民族国家”。但中国学界受当时外国学者(尤其是在华传教士学者)的影响，确定以少数民族地区为边疆的观点以至于滥觞，即把少数民族居住地等同于边疆，无论是处于腹心地区还是边缘地带，都谓之以“边”。但陆地濒临的海疆不算边疆，鲜有学者将边疆研究的视域置于海疆。从国家发展形态看，其时学界基本确定了建立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民族国家是中国国家的发展前景，却还厘不清各个民族居住地与边疆地区的关系 。从这种情况看，当时学界在对中国的民族和国家的认识上还存在局限性。

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已不是单纯对边疆问题的研究，而是与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结合在一起的探讨。尽管那个年代学界多数人对边疆的认识大多是从民族、宗教、文化角度进行的，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并从政治意义上提出了“边疆”的定义，以对侧重于社会文化角度的研究予以纠偏，对于边疆研究有着现实意义。吴文藻、柯象峰、徐益棠、李安宅、胡耐安、顾颉刚、陈寅恪等人都发文主张边疆研究的目的是经世致用。例如，陈寅恪指出：“……西北史地以较为朴学之故，似不及今文经学流被之深广。惟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吴文藻认为“建设一个民族国家，是我们现阶段的理想，而如何促成民族国家的组织，此种伟大事业，有赖于边政学的贡献”。概略地看，这个时期的中国边疆研究，大体上也有学术共同体或产生了学术共同体现象。

李安宅身居华西高校致力于边疆研究，以其社会学的功底奠基，广泛涉猎和钻研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宗教学、语言学等学科，尤以人类学的研究见长。由于他的声望和组织带动，“冯汉骥、蒋旨昂、任乃强、谢国安、刘立千、于式玉、玉文华等都投入了对康藏地区的实地田野考察。”人类学是他们作研究的底蕴，并杂之以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这种由学术研究把不同专业的研究人员联系在一起，具有共同信念、共同价值，遵守共同规范的形式，形成了“华西边疆学派”学术共同体，该学派有学术刊物《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经常召开学术会议，是那个时代西学影响下边疆研究本土化的典型事例。这个学术共同体的后期重要成员任乃强、谢国安、刘立千等人在新中国解放西藏的过程中，撰写进军参考图文，出谋划策，业绩卓著。

顾颉刚多方游历讲学，治学贯通各科，作为历史学家其所做的边疆史地研究颇负盛名。顾颉刚与谭其骧发起成立的禹贡学会，聚集了钱穆、冯家升、唐兰、王庸、徐炳昶等知名学者并拥有大量会员，“当时学会的主要工作任务有：撰写中国地理沿革史；绘制科学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纂内容精详的历史地名词典；详备地整理历代地理志；辑录各种有关经济、移民等历史活动地理特性的资料，进行专题研究等。”禹贡学会是那个年代在历史地理领域中贡献巨大的学术团体，其成员也呈现出“共同信念、共同价值，遵守共同规范”的形式，创办的学术刊物《禹贡》在学术界影响深远。学界人将这个学术共同体称之为“禹贡学派”，并认为这个学派的出现，是“中国传统舆地之学向现代历史地理学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在近代，还有一个以张其昀为核心的历史地理学的“史地学派”, 在理论创建与学术研究方面也有建树。其学会、刊物和大学的系科强调“史地合一”“自然与人文并重”等。中国近现代的史地研究因他们当中的谭其骧、史念海、侯仁之等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共同努力，建立起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

方国瑜专门扎根故乡做边疆研究，是民国时期西南边疆研究的翘楚，西南边疆史地研究的奠基人。其早年从事音韵学、文字学、汉语学、语言学研究，因痛感清季外交丧权辱国，愤而在报刊发表文章疾呼救国。后以滇缅南段未定界务中国委员随员身份，参加过界务交涉。从此转向西南史地研究，与向达、凌纯声、楚图南等人发起主办了《西南边疆》杂志，对西南地区的历史与现状进行研究。在方国瑜的引导下，同道者对中国西南历史文献的研究与整理、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以及民族史研究乃至涉外等方面的研究，贡献巨多。由此也可见西南边疆研究当时有着一个“相同或相近的价值取向、文化生活、内在精神和具有特殊专业技能的人，为了共同的价值理念或兴趣目标，并且遵循一定的行为规范而构成的群体。”

吴文藻、杨成志堪为佳话，他们所倡导的边政学研究，打破了自清代后期以来出现的边疆研究的“传统学术”格局，即仅局限于边疆史地(舆地)的研究范围，转向研究边疆地区的实际状况，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历史、社会、军事等方面。边政学综合了人类学和政治学为主体的多学科理论和方法。吴文藻对边政学作了界定：“边政学就是研究边疆政治的专门学问。”无独有偶，杨成志发表的《边政研究导论——十个应先认识的基本名词与意义》一文，对边政研究的内容及方法作了精辟阐述。边政学理论提出后，受到国人和南京政府的普遍重视，关于边政工作人员的培训应注意的相关原理与事项，也成为当时研究边疆问题学者们关注的内容之一。梁钊韬认为在边政训练中，应将民族学与政治学结合起来作为边政人员的指示疆界，边政人员的业务演习是一种“应用民族学”的田野实习。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边疆社会建设、边疆文化建设区站制度等内容，如吴泽霖、卫惠林等，他们拟定了边疆文化建设区站制度大纲与文化建设区站工作纲领。边政学的研究主体和载体后来也越发宽泛，包括职业化的学者群体、大学的学科和专业、专门研究机构、新式学会、图书馆、学术期刊、报纸等。例如，顾颉刚等学者和禹贡学会成员，以及《禹贡》学刊也与边政学的研究产生过交集。而民国政府对边政学的重视程度很高，在一些学校开设边政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如果没有边政学的学术共同体，这是不可想象的。民国时期的边政学研究成为边疆研究的一个主流学派，所涉者皆为忧国忧民人士，无论是学者还是政府官员都以边疆政务的建立为要，是以共同的目的为核心而形成的“学派”，其成员具有大致相同的目标、信念、观点和方法。这个学术共同体所开创的边疆政治研究的学风以及范式，影响至今。

不可忽略的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区也有边疆问题研究，有过系统的边疆民族问题调查，以利于开展陕、甘、宁、青、绥，包括新疆、内蒙各地的民族工作。开展边疆民族调研工作的倡议和推动者有李维汉、牙含章等。“1941年延安建立民族学院，培养民族干部并进行边疆民族研究。进入新疆的中国共产党干部掌握了《新疆日报》《反帝战线》等报刊，调查报道边疆时事，宣传抗日救国。”从宽泛的意义上讲，这也是“学术共同体”，所遵守的研究范式是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民族理论和政策。李维汉在延安时期对边疆民族的研究以及之后进一步的思考，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和实践的思想基础，其意义巨大且深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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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本文经作者授权，文章刊登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03期（先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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